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名平，字原，楚国王室的同姓贵族。楚武王之子瑕在春秋时封采邑于屈地(传说在今湖北秭归)，遂以屈为姓氏，这就是屈原的先祖。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徒。据现代学者考证，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宰相)，是楚国内政外交方面的重臣。屈原所处的时代，正值七国争雄之际，鹿死谁手，还殊难预料。屈原作为贵族重臣，力主变法图强，联齐抗秦，曾两度出使齐国，为楚怀王所依重。后佞臣上官大夫争宠，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宣称楚国的王令非他莫能制定，也就是说，怀王不过是傀儡。怀王大怒，屈原被罢免左徒之职，转任三闾大夫。三闾大夫相当于后代的宗正，掌管王族昭、景、屈三姓的宗族事务，品级并不低，但却远离权力中心，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再不能产生影响。但出于“忠君爱国”之心，屈原依旧发表自己的政见，结果被楚怀王放逐到汉北。后来，楚怀王入秦被扣，顷襄王继位，由于屈原坚决反对顷襄王的亲秦政策，又被放逐到沅、湘一带。当秦军攻破楚国郢都以后，屈原悲愤交加，在绝望之中，投汨罗河自杀。屈原之死，不是后代所谓“殉节”或“愚忠”，而是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原因。战国时代，诸侯力政，游士纵横天下，君择臣，臣也择君，合则留，不合则去，如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李斯就是楚国人。西汉司马迁对屈原的人格赞美备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对其自沉汨罗的行为却表示不解：“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其实，战国诸侯非同后代大一统王朝，而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王国，秦国的胜利，是秦民族和秦文化的胜利;同理，楚国的失败，也是楚民族和楚文化的失败。屈原作为同姓贵族，与楚国及楚文化有着生死相依的联系，这种一往情深而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决非后代的忠君思想所能比拟。屈原是楚国文化所化之人，用现代史学家陈寅恪的话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也就是说，屈原之死，是楚国文化衰落的象征，是人生悲剧，更是文化悲剧。屈原的作品，以其宏大壮阔的气势和一唱三叹的宛转，表现的是楚文化的灿烂辉煌、瑰丽神奇(如《九歌》)，表现的是楚国贵族面临文化衰落之际的心路历程和不被理解的痛苦(如《离骚》、《九章》)，表现的是楚国哲人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的思索和诘问(如《天问》)。将个人情感和民族精神融为一体，而成为楚文化的象征，这就是所谓“楚辞”。正因为如此，屈原的作品除了《九歌》而外，是很难以轻松愉快的心情，从所谓“纯欣赏”的审美角度来“赏玩”的。其错综复杂的情感，司马迁已表示难以理解，扬雄甚至作《反离骚》，东汉班固以为屈原是“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王逸将其视为“履忠贞而被谗邪”后的怨愤之辞。直到南宋朱熹以“忠君爱国”来解读屈原，也只是塑造了一个儒家所谓的“忠臣”形象。秦汉以后，生活在大一统时代的士大夫们，多从屈原的作品中读到个人的不遇，读到君臣之间的难以理解，而这正是屈原作品引起历代士大夫共鸣的主要原因。故鲁迅曾非常俏皮甚至近于刻薄地说：如果贾府的焦大会作诗，他也会作一篇《离骚》的。真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