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毕光明

诗集。作者顾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收入这位“朦胧诗”群体中有代表性的青年诗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91首。还收有一篇《诗话录》，代后记，这是顾城与人谈诗的文字，从中可窥见诗人的诗歌艺术观，为解开顾城诗的奥秘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些诗歌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幼弱灵魂跟强大的历史惰力相碰撞时发出的喃喃谵呓。除了少数作品有较明显的现实指向之外，绝大多数诗篇都是诗人对自我心灵和彼岸世界的悄然凝视，具有唯灵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有十二岁时写的处女作《星月的来由·烟囱》，表现了这位爱好冥想的少年的诗歌天赋：有十年动乱期间，他随父母流落到远离都市的盐碱滩上采撷到的“无名的小花”；有作者自己认为是“少年时代最好的习作《生命幻想曲》；有思想解放运动中诗人对自我及同代人命运的社会性思考，如《一代人》、《永别了，墓地》；有对某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的印象感觉，如《远和近》、《弧线》，后者一度成为“朦胧诗”讨论中的主要争议对象，给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新诗运动制造了谜团。历时十几年的诗作，清晰地反映出这位“童话诗人”的心灵轨迹。独特的思维类型，先天赋予的内在悟性，决定着诗人以生命思考为诗的归依，且集中于对生命本原的领悟，体验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关心着生命的来源和归宿。当现实中没有他的生存位置时，他为生命找到了另一种存在形式：“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他把写诗看成是生命的一种内在完成，一种自我求证的方式。七十年代末契应人的解放的时代思潮的诗作，社会批判性较明显。作者用“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来概括觉醒的一代的形象。他歌唱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抨击刽子手的罪恶，为苏醒了的“希望者”而欣慰(《牺牲者·希望者》)。他满怀同情和理解地为自己的父辈唱着《北方的孤独者之歌》，诅咒了一个禁锢自由、扭曲人性的昏浊时代。但是，就在这一段时期内，他的眼睛也还是在“寻找大海和星空，寻找永恒的生与死的轨迹”。以《永别了，墓地》一诗的完成作为他的社会感的终结，他的意识愈来愈脱离现实生活层次，趋入一个纯粹的精神境界。1980年开始的诗，标志他踏上了思索、寻找爱的道路，作者以“爱”作为他在这个充满了不幸的世界上仍然存在下去的理由。爱不仅仅是狭义的个人情爱，也是对于生命的博爱(《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一阶段的诗，也不停地勾起对于遭受凌辱的少年时代的记忆，用悲凉的语气诉说他的十二岁的“长满荒草的广场”(《我十二岁的广场》)，他的“被粗大的生活／束缚在岩石上”的过去(《也许，我不该写信》)。他也偶尔透露他的生存渴望(《在大风暴来临的时候》)。然而这些感叹虽然针对过去的遭际和现实境遇而发，但却没有愤激。1983年以后的诗歌，表明诗人的思想向形而上的世界更加突进了一步。对于生命的沉思必然地导致对“灵魂”的探讨。他重新理解了惠特曼，大谈灵魂、彼岸、本体世界，强调万物众生都不过是本体上长出的草叶，宣扬事物无差别。《诗话录》中表述了这些思想。终极，关切成为涵盖一切的精神内容，艺术又被当作生命回归的形式，致使这些诗歌较少摄取现实生活的过程与场景，而主要是对一个超越世俗的本真世界的设定。用纯真的童话形式，负载着形而上学的内容。“生命”、“灵魂”在诗中一再被提到。“火焰”、“灰烬”、“海水”成为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在这些意象中蕴含着远比表面要深刻得多的内容。“钟声”在这些后期诗作中一再震响。“梦”更是从头到尾贯穿于诗中，成为窥望本体世界的一扇窗口。不少诗得之于梦中，有的全诗在梦中完成，梦使他的不少诗作带上了很强的超验色彩。顾城的诗歌语言深受西班牙诗人洛尔伽的影响，流畅、纯净，富于音乐性，诗歌艺术世界晶莹剔透。由于最终摈弃不了人生失落的隐痛，他的诗歌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婉切动人的悲凉意绪。其诗风可概括为“悲凉的纯净”。